汉字图形化在标志设计的应用

2020年5月2日 评论 2,057 5786字

摘要]在标志设计中运用汉字图形化的设计手法,不仅能赋予汉字新的内涵,同时还能延展标志本身的意义。文章以南京博物院标志为例,论述了在汉字图形化设计过程中汉字与图形的选择和形变,以及与其他设计元素风格的统一,从而形成全新的标志图形。

关键词]南京博物院;标志设计;汉字图形;回纹;印章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标志设计的需求也随之提高,仅以抽象几何图形为元素构成的标志在传播过程中缺失文化内涵,且同类型的标志相似度高,缺乏识别性。[1]另一种常见的设计方式是针对文字的设计,即将汉字进行图形化处理,让文字通过抽象或是象形的方式出现,易于识别、记忆,同时也能够深刻地诠释出标志背后蕴含的文化,引人联想和深思。

一、汉字图形化与标志设计

(一)标志的类型

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记号,其历史悠久且涉及范围广泛,古代的图腾、族徽、幌子等都可称之为标志。标志发展到现代,其实用性与艺术性大大增强,已经变成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根据其组成因素的不同,可将标志分为文字标志、图形标志、文字图形组合标志三类。文字标志,指用汉字、汉语拼音或是外文以单独或是组合的形式构成的标志。在中国,汉字毋庸置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受外国文化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大批以英文为元素的标志,甚至一些本土品牌为了追赶时尚,迎合消费者媚外的心理而故意为之。图形标志,指用抽象的几何图形,象形的图案或是将两者结合形成的标志。以象形图案为元素的标志在中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受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涌现出大量以几何图形为元素的标志。而且不难发现,在同一领域的标志图形元素十分相似。文字图形组合标志,指将文字与图形有选择的组合,从而形成新的视觉符号。其中汉字与图形的组合称之为汉字图形,它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规避了不足,因此在标志设计中被高频使用。

(二)汉字图形化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可考究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最初是对图形进行勾勒、简化后形成的一种抽象符号,并被人们赋予约定俗成的含义,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达到形意合一、以形抒意的境界。图形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具有功能性与装饰性。有选择性的将汉字和图形结合在一起叫作图形汉字,也被称为汉字图形。这种使文字更加灵动的创作手法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喜爱,也成为现代标志设计中重要的设计手法和构成元素。汉字图形化即根据文字所表达的含义对其进行图形的改变和延伸,将抽象性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具体的图形,形成一套能够与文字内容高度匹配的视觉符号,从而实现了从文字含义向图形的转变。

(三)汉字图形化设计的要求

汉字图形化设计作为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一,必须满足标志设计的基本特征和功能。首先是识别性,汉字图形化通过视觉图形向受众传递信息,易认、易懂才能有效传达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尤其是对汉字字体的设计,不可过于复杂,脱离本体的结构。其次是符号性,即以人的共同感知为基础,同时用类比、联想的方式把复杂的事物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通常情况下受众仅通过标志就能知晓它是一个文化场所、运动机构或是科技公司,等等。最后是艺术性和独特性。图形应具有视觉美感,能够给人直观的美的感受,美的图形会使人愉悦,从而产生审美情绪,获得良好的心理反应,加之图形的独特性,会使受众加深对标志的记忆印象。[2]好的标志往往能表达出文化内涵,因此,在汉字与图形的选择上要十分慎重。空洞的美观是没有意义的,标志还应该具有应用性,必须满足不同场合、不同规格的灵活应用,因此,要求标志不论是放大或是缩小都不会影响其识别。

二、南京博物院标志的汉字图形化

南京博物院成立于1993年,前身是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2013年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后,建筑面积达到84500平方米,形成了“一院六馆”的格局,是中国三大博物院之一。南京博物院的标志作为其形象代表,将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采用的是典型的汉字图形化的设计手法,其主要元素是汉字“南”与回纹的结合。

(一)“南”字的形变

南京博物院的标志(见图1)是基于“南”字的图形化来设计的。简体字南,属于上下结构,从形的角度来看基本呈现左右对称的形式,因此在变形时紧紧围绕这两点进行再设计。上部分“十字”用似俄罗斯方块中的两个形状表示,下部分的半包围结构则选用经典图形回纹来表示,将半包围结构中的字体分解,同时使回纹与半包围结构中的字产生共生关系。含有“十字”的部分则采取了与上部分相似的处理手法,它的位置看似位于下方,但实际是用起始部位与回纹末端齐平的方式表达了包含之意。该字的变形,紧紧抓住“南”的特征,形成上下呼应,左右镜像的形态,充满设计感的同时也不影响其识别性。在经过汉字图形化设计后,我们可以从南字的本体中解读出其他暗含或是形似的字体,这也是汉字图形化设计的魅力所在。用较为宏观的视角看这个图形,把整个中央密集的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扁长形的“口”字,将其垂直中心两侧不连续的垂直线性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形成汉字笔画中的“竖”,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中”字(见图2);用正负图形的方法和视角来看这个图形时又有了新的解读。把整个图形视为一个整体,把原本作为主体的部分全部隐去,将剩余的部分描绘出来,会出现一个新的图形,这个新的图形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字,但却与甲骨文中的“车”十分形似。

(二)回纹的应用

在汉字图形化设计中,图形的选用十分重要,不仅要与字体形合,还要能够传达其隐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在南京博物院的标志设计中采用回纹这一传统纹样,与“南”字完美契合的同时也传达出博物馆深厚的文化底蕴。回纹的种类很多,一部分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独称之为“云纹”,还有一部分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独称之为“雷纹”,[3]它们都属于回纹。但是最典型的回形纹,其单元纹样类似于或正或反、或圆或方的S形,其特征是一笔连环、反相转折的结构造型。回纹变换灵活,常结合某种主题图形以辅助图形或底纹的角色出现,起到美化主题、烘托气氛、丰富画面效果、增强图形形式美感的作用。在构图上起到穿针引线、调节主次和谐的作用。回纹在南京博物院标志中的应用,具体体现在与馆藏文物密不可分的相关性,与博物馆建筑装饰的统一性。1.回纹与馆藏文物回纹在中国图案历史上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几何印纹硬陶最经典的装饰纹样,也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多应用在器皿的耳、肩、颈、腹等处。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回纹被大量应用在青铜器上,初期主要被用作地纹。商代,回纹迎来其发展的高潮,成为青铜器主要的装饰纹样,多以主纹与地纹相结合的方式出现,用繁密的地纹来突出主纹,增强装饰纹样的层次感、空间感。此后,在历朝历代中都能看到回纹的身影,它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家具、瓷器、漆器、服饰等各类工艺美术中。清朝,吉祥图案的流行,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美好的向往与祝愿。回纹因其形式绵延不断的特性,被人们赋予永长、不断的吉祥含义,常与其他吉祥图案结合使用,并作为经典的传统图形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10年,南京博物院各类藏品数量达42万多件,居中国前三,藏品的年代跨度大,汇集了各个时期的典型。以历史馆为例,年代最久远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具,随后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陶器。从数量庞大、造型各异的陶器上,可以看到许多作为装饰的回纹,此时的回纹更加简单、随意。在青铜器展区的器皿上,多数回纹与当时盛行的饕餮纹、夔纹等动物纹结合出现,呈现出复杂且多变的形态。如商代晚期的三羊罍(见图4),肩部凸起的三羊首和腹部的扉棱将整体分为三个面,每一面都由主纹饕餮纹与作为地纹的回纹绘成。出土于西汉时期的云纹玉环(见图5),环形的正反两面通体雕刻图案化的回纹,花纹精细。汉画像石上的回纹除了装饰外还起到分割画面布局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回纹从与动物纹样的结合渐渐发展到与植物纹样的结合,从唐朝以后更加突显。明代的贯耳玉瓶(见图6),于1956年江苏南京市牛首山弘觉寺出土,是品质上佳的青玉器,瓶身有浅浮雕螭龙纹,地纹纹饰丰富,有动物纹龙纹、几何形回纹以及植物纹蕉叶纹和仰莲纹。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回纹被赋予吉祥之意,角形木雕饰火药盒(见图7)是清代存储火药的器具,为木质漆器,面部镂空,雕有寓意“喜上眉梢”的喜鹊登梅图,上部和顶部有三只立体的狮子,象征太师少师,与连续不断的回纹相结合,寓意官禄代代相传。回纹贯穿了整个中国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近五千年的历史,渗透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2.回纹与馆体建筑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工程始建于1936年,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先生设计,后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建议下,一改当时仿清风格的潮流,效仿辽代大殿建筑,建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古朴庄严、雄浑伟岸大殿。2009年二期改扩建工程启动,此次改扩建遵循“新旧建筑结合,地上地下结合”原则,保留了以紫金山为背景的天际线以及以大殿为主体的历史馆,同时改造艺术馆,新建特展馆、民国馆、数字馆和非遗馆,形成“一院六馆”格局。[4]在新建展馆时,为了能与大殿完美融合,设计中做了许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回纹的应用。在特展馆、艺术馆等新建的馆体上部都有缎带的回纹做装饰,不仅将造型各异的建筑在风格上统一起来,而且与大殿的装饰相呼应,形成协调融合、交相辉映的建筑风格体系。博物馆内部建筑上也有回纹,其中最醒目的是历史馆展厅的门上使用的回纹装饰。

(三)汉字图形与印章的统一

南京博物院的标志是以“南”字图形化和外部的方框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方框实际上是模仿了古代印章的形式。我国早期的印玺发现于商周时代,它的功能与器物铭刻相关,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它的产生和用途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信用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的。《封神演义》中有:“小则收于手心,大则盖过一方天地,一印打下,神仙具为齑粉。”[5]可见,其与政治、经济、艺术、法律、军事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成为古代交接凭信的信物,也是我国最早的识别式标志。随后,由于书画鉴藏印的崛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印章的魅力在于方寸之间镌刻艺术的变化,往往笔画均匀,布局紧凑,装饰边线,疏密相间,以巧变取胜,平中求奇。[5]它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明与历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印章兼具功能性与审美性,在现代标志中被广泛应用,其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古代印章多刻汉字,以篆书为主,也称篆刻,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文字图形的组合,汉字图形成为印章内部刻画常用的形式和手法,一直延续至今。传统的篆书虽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但在标志中使用会影响其识别度,造成认知障碍,所以,现代多使用简体字。南京博物院标志中汉字图形的设计正符合这一发展变化。同时,南京博物院的标志还借鉴了经典的印章形制———方形章。方形章定式于秦汉时期,用四条边栏将文字限定在一个闭合的空间,加强印面的整体感。从几何学的角度看,方形由四条边和四个直角组成,具有双重对轴,从而形成稳定、坚固、纯正的理性特征。在南京博物院标志的汉字图形化设计中,汉字“南”在整体造型上趋近于方形,而期间笔画在形变的过程中与其保持一致风格,横平竖直,棱角分明,但是由于汉字图形顶部和底部中心的突出设计造成了视觉上的不稳定性。使用方形印章形式将“南”字图形化框定其中,加强设计整体感的同时,也增强了标志的视觉稳定感。南京博物院标志在布局上可谓疏密有致、层次丰富,它仿照了印章雕刻中阳刻的表现形式,因此,图形中的留白就显得尤为重要。仅以方形章内部的汉字图形来看,笔画之间的间隔即为它的留白,而从视觉直观来看,这个间隔与汉字图形是等量的,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关系。较大部分的留白出现在方形章内部的四个角,很好的突出了中心的汉字图形。在汉字图形与方形章之间有一个很细的方环形,其目的在于弱化汉字图形与外框之间强烈的对比,因为过于强烈的对比会造成受众心理的紧张感,经过它的调和之后,整个图形协调有序,层次分明,符合标志设计的初衷。南京博物院的标志将汉字图形化设计统一于印章形式,采用了方形的印章形制,起到平衡整体、强化单纯、突出中心的重要作用,符合博物馆沉稳、厚重的气质。

(四)汉字图形与苏州园林花窗

南京博物院标志中汉字图形几何化的设计和传统回纹样式的应用形成勾连回环的装饰纹样,其外部闭合的方环形将其联通成一个整体,加之产生的通透性的视觉效果,与苏州园林花窗可谓是异曲同工。苏州园林花窗可以说是苏州园林的名片,其样式别致,种类繁多。常见的花窗轮廓可分为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六边形、八边形等几何形状和扇形、钱币、屋宇等具象形状,其间用于装饰的纹样更是不胜枚举。使用频率较高的有冰裂纹、万字纹、海棠纹、回纹、套六角式纹等几何纹样。除此之外,制作花窗的材质有区分,有砖质、瓦片、木材等,可单独使用,也可几种并用。花窗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美,还有强大的功能性。花窗在园林建筑中起到“避外隐内”的作用,使得墙内外的空间相互阻隔的同时还能相互渗透,既分割了景区,又起到沟通景色的作用,达到“有通有隔,欲露还藏”的境界,[6]可谓是看窗是美景,透过窗看的还是美景。这种特性与博物院殊途同归,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品读到的是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美。南京博物院的标志不但形似苏州园林花窗,更是取其“窗”的内涵。博物馆就似一扇窗,通过它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的辉煌与成就,理清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辨明了文明发展的历程,激发了现代人对人类文明、民族历史积淀的崇拜感和自豪感。

三、结语

汉字图形古已有之,历经千年未衰是因为汉字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完整且独特的体系,它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牵动着中国人的情感,图形则以其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吸引着人们的视角,汉字与图形的结合能更大的发挥彼此的优势,规避其劣势,成为中国标志设计中主流的设计手法。在南京博物院的汉字图形化标志设计中将汉字“南”与回纹结合形变,统一于印章形式之中后所生成的标志图形其视觉效果、传达的文化蕴意远胜于个体元素。现如今,层出不穷的标志使人眼花缭乱,如何能将标志设计的更具吸引力且符合传播者的文化内涵与气质,成为汉字图形化设计的重点和探索的方向。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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